戏曲的意义是什么？戏曲的未来是“重返城市”还是“送戏下乡”？

戏曲是什么？国务院颁布的《扶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文件，对此作了明确界定，戏曲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就是说，戏曲不是简单的娱乐，不是简单的商品，也不是简单的宣传工具；戏曲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是中国人的人格图谱，中国人的精神DNA。 

许多年来，戏曲一直没有获得身份认同，所以它的价值感一直是模糊的。

有一个时期，戏曲被当成包袱，必欲推入商海自生自灭；抑或又拿它当作宣传工具，仅作敷演英雄模范、表彰好人好事、图解时势政策之用。

不顾及它的内在特质；抑或又将之视作赏品、玩意儿，拿几段耳熟能详的唱段侍应娱乐豪门，跑场子、窜堂会、凑晚会。

笔者认为，中华戏曲的文化传承价值与当代审美价值，至少存在于四个方面。

 第一戏曲是地域文明的延伸 

中华文明的丰富性和包容性是建立在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背景下的，古老的文明，远去的历史。

曾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先人们在这方沃土上的知识创造与精神追求，随着时间的流转，已经如盐入水般溶解在包括戏曲艺术在内的各种文化形态中。

可以说凡世界各地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中华文明的传播，而戏曲又是综合的、活态的传播方式，所以保护中华戏曲的传承发展就是保护中华文化基因。

 第二戏曲是民众情感的慰藉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表情和声音，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气质与品位。

这种地方神采与城市气质，最能准确表达和深刻传达出生长于那个空间区域里普通民众的普遍情感。

无论人生路途是否顺遂，无论现实生活是否称心，也无论是在异乡漂泊还是在故乡守望，方言乡音永远是最便捷的人际沟通渠道和情感慰藉良方。

无论何时何地，血浓于水的亲情乡情与族情，永远都是联系彼此感情的心灵纽带，也是爱国精神的具体体现。

 第三戏曲是经济发展的体现 

任何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任何一个社会进步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检验指标就是看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包括戏剧是否取得了同步的发展。

中国的周秦汉唐、宋元明清，西方的希腊文明、文艺复兴，文学艺术与戏剧在一个时期的繁荣兴盛无不依托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和富庶发达的区域。

与此同时，戏曲还将继续参与并见证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

戏曲艺术存在的本身就是在体现经济发展的程度，并且同步创造着经济与文明增长的价值。

 第四戏曲是社会进程的缩影 

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戏曲。有什么样的地方，也就有什么样的声腔。

一方面，戏曲与时代同行，戏曲用艺术的声音和艺术的形象及时传达着时代的风貌和时代的感情。

另一方面，戏曲又记录着时代，把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征用戏曲作品凝聚起来，传播开来，传递下去，使得今人与后人能够不断看到存在的现实和历史的情感。

据权威机构统计，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戏曲剧种平均以每年不少于一个剧种消亡的速率加速着衰亡的进程。

 消亡就是无可挽回的永久失去，是那一种曾经活跃的剧种永久消失了声音和表情。

每个消失了的剧种背后是什么？是一方水土所养育的人曾经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人际之间的交流方式，是一个地方住民的方言、声腔以及人格化的、个性化的表情。

这些精神和心理层面的东西就是文化，它不是用简单的娱乐、商品或者宣传工具功能所能够涵盖的。

 戏曲的未来是“重返城市”还是“送戏下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戏曲曾经在一种共识之下积极发展，那就是“传统戏曲的现代化”与“地方戏曲的都市化”。

现代化不是要颠覆传统藐视经典，都市化更不是要阳春白雪脱离大众，而是正视戏曲所面对的生存时代。

提倡戏曲自觉实现自身的价值更新与审美转化。必要提出让戏曲“重返城市”。

今天，戏曲有必要提出“重返城市”的理念。

重返城市是说曾经拥有城市，而后逐渐疏离了城市；疏离了城市说明已经不能与城市审美同步而行，因而不得不淡出城市；淡出城市的结果则意味着戏曲越来越丧失了在城市文明中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中国戏曲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与城市文明相融洽的时期。

元杂剧的繁荣是因为它占据了当时的京城大都，明清传奇的兴盛是因为它依托着江南一带经济富庶的商业都会，京剧的兴起是因为四大徽班涌进了京城。

越剧，原来也不叫越剧，进入上海时，有的称绍兴文戏、四明文戏，有的称绍兴女班、的笃班、小歌班，最后才由上海《申报》统称之为越剧。

就连京剧也是在当时“远东第一大都会”的上海被叫出名的。

此外，诸如淮剧、扬剧、锡剧、甬剧也都是在上海都市的繁华商演中逐渐成形并被确定了剧种的名称，这些都是戏曲进城的结果。

应该说，全国各地方剧种的成长成熟经历也都大致相仿，没有进城之前，它的舞台可能是庙会，可能是广场，可能是草台，但都是简易的。

进入城市尤其是进入大城市后，戏曲逐步登上了20世纪的镜框式舞台，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程度很高的剧场艺术，由此迈进了中国戏曲的新时期。

把送戏下乡与艺术简陋简单地画上了等号，这是一种将戏曲演出市场与艺术发展方向相对立的简单思维。

进入新世纪的这十几年，由于理论上模糊了方向，因而戏曲艺术的整体发展缺少了方位感与方向感，本体上进步不大，收获有限。

因而寄望于戏曲人自身，首先是戏曲理论评论工作者跟上步伐，作出判断，给出戏曲发展的理论方略。

尽管戏曲的繁盛是在各个朝代的首都或是商业中心城市形成发展和繁荣的，但那个时候的城市是农耕时代的城市。

它是以农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为标志的。如今，当我们乘坐在纵横交错的城际高铁上，巡视窗外，无论从东到西，由南向北，沿途已经很难看到记忆中的乡村。

映入眼帘的都是城镇化了的新农村景象，小楼、别墅、标准化的田园和集体化的住宅，住宅的顶上安着太阳能装置、竖着电视接收天线，即便是绿地也是城市化了的美化了的绿茵。

整个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娱乐方式以及审美趣味都处在快速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的进程中。

它是不是也同样需要实施由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时代转型和审美转化？

事实上，传统戏曲的生存危机主要是在城市剧场演出的危机，我们在鼓励“送戏下乡”的同时，首先应该鼓励“站稳城市”。

我们今天所称的传统戏曲，主要是在过去的戏园、茶楼、庙台、广场等简陋的民间演出场景中形成的表演艺术形态。

在今天传统戏曲的演出场所已经转移到了城市化规范化的现代演艺空间。

表面上看，演出场所与表演形态似乎没有关系，其实关系很大，有什么样的演出空间就有什么样的演艺形态，有什么样的演艺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演出场所。

时至今日，中国舞台艺术的主体形式仍然还是戏曲，然而全国各地正在热火朝天建造的大剧院、歌剧院仿佛又都与戏曲演出无关。

戏曲进入大剧院演出，并不意味着大制作或人海战术，而是要有足够的气场与能量支撑起庞大的空间。

为此，戏曲的创作必须跟上，简单地把戏曲传统戏放置在大剧院的环境中演出，不但显示不出传统戏曲艺术的精妙，反而会显得单调简陋，与现代剧场演出环境格格不入。

二十一世纪大剧院建筑在中国的兴建，对中华传统戏曲演出来说是增加了难度，也是挑战，更是机遇，它倒逼戏曲在“扬弃继承”基础上的“移步”，加快实施“转化创新”意义中的“换形”，从而创作出与当代社会、当代都市、当代剧场、当代审美相适应的新的一代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