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中医药为何成了日本的国宝？

　　作者：华商韬略|华商名人堂毕亚军

　　马桶盖之外，感冒药、汉方药，成了国人“爆买”日本的必备品。这让不少中国药企老板反思，也让另一些人斥责国人崇洋媚外，自己看不起自己。

　　到底是国人崇洋媚外，还是日本药厂真的做得更好？华商韬略|华商名人堂(微信公众号hstl8888)特与您分享我们对此的观察与思考。

　　赶超中医药的日本汉方医药

　　中医药是中国国粹，但它现在成了日本国宝。

　　据考证，日本于公元513年经朝鲜引入中国中医药，也就是如今大行其道的汉方医药。此后，汉方医药在日本蓬勃发展到明治维新时期被抛弃，然后又在“二战”之后被重兴。最近几十年，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汉方医药更以全面赶超中医药之势在本土及国际市场快速发展，获得令人吃惊的成绩。

　　有媒体报道，我国中药出口额目前仅占世界中药市场的3%到5%，而日本、韩国中药出口占到了国际市场的80%。虽然这一数据被权威部门指为缺乏科学依据，并且他们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但不少业界人士也表示：如果算上药材，中国中药占国际市场的比重肯定远远大过5%，但若按成品药在本国的发展水平以及在国外的专利注册比较，中国中药已远远落后于日本。

　　日本，也是一面能照出中医药落后面貌的好镜子。

　　日本的“汉方药”如今已如西药般走向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处方化的发展道路，而且建立形成了一整套医、药齐头并进的制度与环境。

　　早在1972年11月到1974年5月，日本厚生省就先后4次公布了关于审查批准汉方药的内部规章，并至今还在完善修改，进而确定出汉方制剂的几百个标准处方，药厂可以根据这些处方的标准配比，将药材加工成方便服用的成品药。

　　其中，不知该用震惊、佩服，还是其他词汇来形容的是，日本厚生省和业界研究确定这些标准处方的归依，几乎都来自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为主的中国古代汉医学典籍。其中的安中散、藿香正气散、黄连解毒汤、六味地黄丸、十全大补汤，都是有点年岁的中国人熟悉的名字。

　　与汉方药标准化、处方化配套的是，日本对汉医术也就是中医术的重视和普及：2006年，日本让“中医学概论”成为医生临床考试内容之—；2008年，日本将“中医学概论”纳入医生资格考试。目前，日本绝大多数医科大学开设了汉方医学教育课程，而它们的附属医院全部设置了汉方门诊。

　　为鼓励汉方医药发展，日本早在1976年就确定了汉方药医疗保险适用制度，将汉方药纳入医疗保险范畴。如今，148种汉方药都在日本的医疗保险报销范围之内。

　　多管齐下之后，是日本汉方药和汉方医学的蓬勃发展。到2010年代，日本人服用汉方药的比例已由40年前的19%增加到72%。如今在日本，80%的医师会给病人开具汉方药处方，全日本具备汉方药诊治能力的医师已超过10万人。

　　但对日本医药界而言，更加最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40年，找到了一条汉方药以及中医术标准化、科学化、普及化的道路，并且通过中医药相对西医的“治未病”特征，在疾病预防与身体保养上，为日本民众的健康做出重大贡献，甚至被认为是直接延长了日本人的平均寿命。

　　与日本汉医药鲜明对比的是，除极少数企业已站上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的台阶，中国中药企业基本都还停留在粗放式、小而散的状态，社会对中医的重视、普及，以及整个医、药齐头并进的制度、环境也是未有形成。作为国粹的中医药对中国大众的健康贡献也相对比较局限。

　　反映到大众身上形成的差距就是：日本的中医处方都已做成标准化制剂、饮片、颗粒等成品药，而中国的众多中医处方其实只是一张药材配方。用西药来类比，医生开给我们的不是阿莫西林，而是几堆白色粉末，要回家自己捏成“丸子”。运气不好时，看个感冒都要跑好几个药房才能凑齐一堆根根草草，然后还得自学成才自备器材，炮制煎熬。

　　而且再而且，在中国能开出一副好方子的中医师也是越来越少，就算这一切都好解决，到最后你的中药还不一定能得到医保报销。因为，直到今天，关心中医药的人士还在为提高一点中医药在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奔走、呼号。

　　在华商韬略|华商名人堂(微信公众号hstl8888)与著名老中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韦贵康教授的交流中，他最感痛心的就是老中医不断消失，而他们的医术也大量失传。

　　曾先后出任广西中医学院（现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广西中医学院院长，同时还创办了广西中医学院骨伤学院的韦教授，在中医事业奋斗了50多年，曾是姚明治疗脚伤的骨科专家组成员，也是世界手法医学界与骨伤科领域里大师级的领袖人物。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将自己的医术推广到更广范围，并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

　　但谈到自己几十年心血化作的成果，韦教授坦言：“真正有兴趣去钻研的人很少，而国家对中医的教育也不够重视这些个性化成果的普及，更难谈进入教材。”因而，当新近与资本和科技界结合并成立八桂韦氏中医，他第一个重视的，就是利用市场和科技的力量，追赶中医术和中医人才标准化培育方面的不足。“但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方面我们已经落下了太多的课程。”他感叹到。

　　日本对汉方药以及汉方术的标准化、科学化、普及化，不但令汉方药和汉方术在本土得到快速发展，也令其在国际市场成为中国中医药的最大竞争对手，并打造出一个“国宝”级产业。

　　有关数据显示，在海外中药市场上，中国拥有的专利权仅为0.3%，而日韩却占据了中药专利的70%以上。最近这些年，日本企业更是加快汉方药的国际发展步伐，他们持续召开有关汉方医术、汉方药的国际学术会议，持续在各种国际主流医学杂志发表汉药汉方的文章，并且向美国FDA、甚至中国提出了专利和新药注册申请。

　　一个可能更令中国业界不平的是，日本汉方药75%的生产原料都是从中国进口。于是，这变成又一个不知该怎样形容的局面：日本用中国医学典籍研究出汉方药和汉方医术，然后用中国原材料，做出汉方药来跟中国中药争夺国际市场，甚至还被中国人漂洋过海“爆买”回国“治感冒”。

　　甚至，有鉴于中国药材假冒伪劣日趋严重，质量难以控制等弊病，向来老实巴交把质量放在第一位的日本药企，现在连原材料也不愿意或者不敢向中国买，而是想方设法要直接自己种，在中国种了。

　　日本汉方药典范津村制药

　　华商韬略｜华商名人堂(微信公众号hstl8888)综合分析后认为，中国中医药的差距几乎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该传统的丢掉了传统，该现代的却没有现代化。而这背后有急功近利、短视主义的力量。

　　比如，对中医术的挖掘、中药材的种植乃至中药的炮制，应该是不断向传统寻求力量，但中医药在这些方面却“现代化”太快，甚至连中药材的种植都违背自然和科学地“拔苗助长”，让种出来的药不再有那个效。而在处方和药物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除少数领军企业之外，中国中医药却基本停留在吃祖宗饭的阶段，让中药依然停留在中药材的层面。

　　关于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有两个故事令人印象尤其深刻：一是，一家驰名全国老字号药企的新领导，因为对老药工坚持老规矩不讲效益最大化颇感不满，而将所有退休老药工都辞掉。后来，这些老药工被合资药店挖走做了技术指导。

　　另一个故事是，中药炮制学家王孝涛曾经想将毕生所学撰书留存，为国家留下一本关于炮制方法的典籍。但出版社告诉说，这个书卖不成钱，要他自己包销并且赞助20万块钱。当王孝涛老先生希望有关部门给予支持时，提出申请的他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最后一气之下，“老夫干脆不写了。”

　　与这两个故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对中药制作传统的追根究底和孜孜不倦。王孝涛老先生就曾回忆，只要他被请去日本讲学，对方总是不忘询问饮片炮制的关键环节。而当王老提出去参观一下他们的炮制技术，却被委婉拒绝。

　　日本至今非常珍视中医传统并对中国的中医先哲顶礼膜拜。从江户时代开始，中国三皇之一的神农就作为医药始祖，受到日本医药界的尊崇。他们在东京设立汤岛圣堂神农庙，至今每年都要举办一次“神农祭”。日本医史学会、日本汉方协会、日本东洋医学会、东亚医学协会、日本内经医学会等相关团体的负责人和业界负责人都会隆重出席祭祀活动。

　　日本汉方药龙头企业津村制药，是一个既坚持传统又拥抱现代化的成功典型。

　　成立于1893年的津村在日本汉方药市场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分别于1991年、2001年在深圳、上海设立分公司。而它在深圳设立的公司，就曾高薪从中国药企挖去不少退休老药工担当其技术指导。

　　高品质管理是津村100多年来始终坚持的经营天条，而其品质管理首先就是该传统的绝对传统。从药材的选种、科学栽培、适时采集，到原料生药的鉴别、仓储，每一个环节都“重兵把守”。

　　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是，为了确保原材料的品质，津村居然自己在中国建设了70多处GAP药材种植基地，而据报道，同期中国最大的中药企业之一同仁堂，也不过才拥有8处自建药材基地。

　　2011年，津村制药更宣布，自己已创下一个世界纪录，实现了中药重要原料——甘草的大规模人工栽培，一举摆脱公司过去只能依赖从中国进口天然甘草的局限。为了这个计划，并让种出来的甘草保持传统药效，津村制药奋斗了整整10年，而帮助其实现计划的，有中国的企业，也有中国的大学。

　　保持传统的同时，津村特别强调汉方的科学化，这也是公司快速崛起的最重要竞争力之一。早在1924年津村就成立了研究院，“致力于研究草药和剂量”，“梦想能够科学地研究汉方药的原理”。

　　所谓汉方的科学化，简而言之，就是以科学手段像做西药一样做中药，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验再到药物成份，通过积累和分析大量数据，最终提出有说服力的科学证据，使汉方药与西药一样成份、功效明确而标准化。

　　津村与大学研究机构紧密协作，长期攻关《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的经方研究，集中力量扩大对草药的基础研究范围，并积累出丰富的循症医学(EBM)的临床经验，获得“通过使用西医的评估手段，在很多汉方药制剂上，我们现在都可以提供功效证明!”的显著成就。

　　依靠科学化、标准化基础，津村多年前就启动了它的国际化战略。2004年，美国FDA颁布了《植物药研制指导原则》，当年11月，津村的汉方药桂芝伏苓丸，II期临床试验就在美国正式启动。

　　为争夺国际市场，津村还启动一项“不投资研发新药”的研发战略，将全部研发力量聚焦到对公司已有药物的西医式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之上，期望通过这种研究拿出有说服力的功效和安全性数据，进而推动公司已有药物的不断国际化。

　　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汉学家、中医理论基础教授曼福瑞德·波克特(Manfred Porkert)，多年来一直力挺中医。他曾说过一句不大好听的话：“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

　　对比日本，他的这个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可惜中可喜的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已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中医药的重要性，国家也不断从顶层设计来推动中医药的发展，一度被边缘化对待的中医药，甚至被认为是站到了产业爆发的“风口”上。

　　在这个“风口”上，我们看到一批中医药领军企业和人物的创新作为。比如，同仁堂、天士力等一批企业在保持传统和拥抱现代化之间的努力；再比如前文提到的老中医韦贵康教授，年近80高龄还在以创业创新精神再造他的金字招牌八桂韦氏中医，为奋斗了一辈子的中医药而老骥伏枥。

　　已经落后一程的中国中医药，能否好风凭借力?又该如何扬帆于此时以及未来？日本的经验不是唯一的成功样板，但值得借鉴、反思，甚至学习。